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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我国现有7600家创投公司，共管理三万多亿人民币，平均每一家管理的资金规模不到5个亿。“这种规模的基金在中国应该是90%以上，这些规模小的基金，他们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很弱”。此外，汪潮涌认为，基金退出的通道也非常少，“没有非常好的IPO市场，并购市场也非常差”。他称，硅谷90%以上风险投资是通过并购退出的，但在国内，并购有很大的拦路虎，一是证监会的A股并购重组审批非常漫长，第二是税收成为了重大的障碍。“大家知道上周国常会发了一个文件，最终把LP投资的税率从35%降到20%，而且向全国各地税务局发文。在这之前尽管政府说没有问题，但是各地税务局说没有红头文件，我不执行，还是按35%来收。最近我们看到红头文件下去了，LP的税率降到20%，但是并购方面我们看到各地还是按35%在收，而且收的很不合理”。

印度也不是数字化最先进的一个，中国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就与全国违法犯罪信息中心CCIC、公共安全视频图像系统等相结合，打造了一个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的“天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巨型信息数据库的建立，无不是以相关法律保护和安全技术为前提，并依靠国家信用来背书的。

与戴名清私交甚笃的一位朋友告诉澎湃新闻，“张旅集团是张家界唯一的一家上市公司，是国企，他（戴名清）2018年6月过去（任职），到今年4月16号会议研究决定他不担任，17号去张家界电大任校长。电大是个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很小的学校，他们只有十多个在编人员。从拿年薪的1000多人的上市公司，到只有十几个编制的电大，他的心理落差很大。”

业内人士认为，对各地争相谋求上市的城商行和农商行来说，上市除了能够有效补充资本外，还能促进银行完善公司治理，进一步规范管理机制和加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提升银行在全国的知名度，借力资本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5月下旬以来，在相继过会的郑州银行和长沙银行身上，后续拟冲刺IPO 的城商行和农商行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如此说来，应用了视网膜扫描认证、无现金交易、数字化政务等种种新科技之后，印度社会的信息化水平甚至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故事发展到这里，原本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以国家为主体进行大规模的个人信息采集，印度不是最早的一个，中国自商朝开始就有“登人”或“登众”的人口登记制度。美国上世纪60年代就建立了数十亿人规模的巨型数据库。

刘教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证监局应该处罚谁？是向股东大会上报告公司业绩预期的董事高管还是擅自向媒体发布股东大会内容的股东？显然他们违反的法规不太一样，董事高管擅自发布是违反信息披露规则，得到内幕信息的股东再泄露或者利用，这是违反证券法的内幕交易行为，证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公司董事高管是内幕信息的当然知情人，证券法七十六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